就在不久前,环境决定论的支持者指出,农业革命是人类对气候的巨大变化(距今最近一次的冰川期大约在一万年前结束)的一种反应,然而在过去的七万五千年里,气候已有过多次类似的变化,而且那些可以被驯化的动植物,在此前肯定也已经出现在西南亚和其他类似地区的食物采集者的生活中。更何况,最近的研究表明,出现农耕活动的新月沃土地区,其气候条件并没有太大改变。此外,有的环境决定论者还诉诸接近理论*,认为是在沙漠绿洲中与外界隔绝,但同相应的动植物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开始了驯化的过程。

　　在我看来,我们根本不需要用一些无甚关联的原因把事情搞复杂。食物生产这一革命,似乎就是随着人类共同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和特殊性日益显著而发生的。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居住在新月沃土周边山峦地区的人们逐渐发现,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好,足以使他们驯化动植物,而不必像以前那样去采集和捕猎。此后不久,中美洲、安第斯山脉、东南亚和中国等地区的人类文化也达到了相应的水平。于是,从这些轴心地带开始,人类文化开始向世界的其他地区传播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随着农业革命的传播,曾经不断被强化的食物采集的生活方式开始趋于没落。因为只要稍加适应和改造,新的技术就能广泛适用于诸多环境。位于底格里斯河附近、时间上晚于杰尔莫*的哈苏纳*考古遗址表明,当地人和属于叙利亚西利西亚的阿姆格地区的人们相互交换制造陶器和标枪(用燧石和黑曜岩制成)的技术。在当时,食物生产活动的基本内容——小麦、大麦、绵羊、山羊,可能还有牛群——已经由原产地向西一直传播到地中海的东海岸,向东则远至里海东部的阿瑙湖。尽管有地区的文化差异,但人们能够采用并融合越来越多的来自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最终,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越过爱琴海来到欧洲,慢慢地沿着欧洲的海岸线以及第聂伯河、多瑙河、罗讷河等主要河流传播开来。欧洲的食物采集者接受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但是正如戈登?柴尔德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并不是盲目的模仿者:他们把来自东方的馈赠转化为一种新的有机整体,从而使之能够按照其原有的线索发展”。在此过程中,欧洲人开始种植黑麦和燕麦,而这些作物在刚开始进入欧洲大陆时,是被当作会影响小麦和大麦生长的杂草来处理的。类似地,在中美洲地区的农业传播中,有些北方民族也曾排斥过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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