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改革前，受罪的是商人，但他们还有得赚-而改革后，受罪的就是边军了。

　　这更是为日后明朝末年边军将士穷困如乞丐埋下了一层伏笔。

　　便是在当时，叶淇变法也是一件颇具争议之事。

　　大明初建之时，国空民虚，米贵银贱，边关尤其如此。商屯的出现，使得米的供应充裕，于是出现了米贱银贵的情形，边关粮食得到保证。在叶淇变法之后，商人每引盐向军仓输米两斗五升，过去值银三钱，现在仅值银五分。若将纳米改为缴银，每引征其盐税银三钱五分到四钱二分钱，则获利在八倍之多，国库为此每年增银一百多万两。这是好处。

　　但是弊病更大，叶淇变法虽然在短时期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到正德元年时，屯田纳粮也开始折银，山陕富民都迁往淮浙，使商屯完全退出了边粮供应体系，边防粮食生产量下降，导致银贱米贵。其结果是，政府因叶淇变法增加的财政收入，仍远远不能满足后来因粮价上涨形成的亏空，结果粮食不能就边而仍要从其他地方转运，边粮运输问题又回到了开中制实行之初的情形。

　　变法之前，延绥、甘肃、宁夏、宣府、大同五镇原来饷额中屯粮一百五十四万石，民运粮一百一十四万石。到一-本-读-小说嘉靖初年，屯粮已下降到五十七万石，民运粮则是上升到二百零七万石。

　　不但使得边粮供应紧张，更大大加重了百姓和朝廷的负担。

　　而且当初叶淇变法背后，还有很是不可告人的目的。

　　叶淇是淮安人，和徽商有很深的渊源。徽商并非指的是安徽商人，要知道，“安徽”一词直到康熙六年才出现，取安庆和徽州二府之名组合而成。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从徽州府走出来经商的商人，又称新安商人。淮安、徽州、南京、濠州、定远都隶属于南直隶，因此，叶淇可说是徽州商人的老乡。

　　叶淇变法，骂的人不少。

　　“自叶淇变法，边储多缺”

　　“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而叶淇变法有一个动机：“盐商皆其视识，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劳；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叶淇又将商人的这一建议请示了首辅大臣徐溥，因溥与淇“交最厚”，故亦同意。“淇遂请台商纳银公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

　　也就是说，叶淇之所以变法，是因为商人往边地运粮，有远涉之劳，无易办之利。

　　在开中制下，山陕商人就边商屯，徽商路远、人生、地疏，习俗相差很远，垦辟既难，屯种非易。无论是输粟边塞还是就近屯种，徽州阀阅之家一般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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