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变法，是损天下而利一些人。”

　　“那么，这个标准该怎么算？”

　　“我是不怎么学周礼的，所以这些事就和周礼不同。按照周礼去变法，接近的便好、远离的便坏。”

　　“可按照利去变法，有的人得利、有的人受损，那么就算以‘利天下’为正确。那么，又怎么评价那些是利天下、哪些是名利天下而实损天下呢？”

　　“或者说，你们觉得，这些年的变法，利益受损的百姓，从运河到两广，所受损者不下五百万。你们觉得，这些变法，是有利天下的吗？”

　　虽然谈利，但大顺毕竟还是个讲传统的王朝。哪怕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最起码在道理上，那也不能直接说为了充实国库，而是得说这是符合利于天下的、或者贴近周礼的。

　　实际上，大顺可能已经没有机会走“托古改制”的道路了。换句话说，修改儒学经典、乱解周礼制度，从而让“变法”获得“贴近圣人”的合法性，已经不太可能了。

　　所以，看似刘钰在谈“利”。

　　实则，其实是在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基本做完了后，询问一下这些被他潜移默化并不太深的大顺官员一些事——是否具备了一种隐约的进步的、或者解放生产力的三观评价体系，来评价一些事？

　　因为，至少就刘钰这些年做的事，如果想要获得“正确”，那么只能依靠唯生产力的评价标准，才能轮得到一个“对”字。

　　既不符合复古儒学、不符合周礼制度、不符合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制下的天然正确、更不符合之前的儒学体系，那么，怎么才能说这些年的变革是“对”而不是“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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